9月26日逝世的人物:画家、诗人、演员、音乐家的四种告别

01徐悲鸿:把中国画「背过河」的人(1895—1953)

先讲一个背景问题:一百多年前,中国画正处在一个岔路口。一些人认为老祖宗的笔墨不能动,另一些人觉得不学西洋素描就「跟不上时代」。而徐悲鸿是当时最坚决主张「改良中国画」的人之一——他说的改良,不是丢掉传统,而是把西方绘画里扎实的造型功夫(素描、解剖、透视)拿过来,让中国画里的马「跑得起来」、人「立得起来」。

徐悲鸿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,父亲就是画师,他从小跟着父亲卖画为生。1919年他争取到公费留学法国的机会,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苦学八年。回国后,他长期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,并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美术界的中坚。抗战爆发后,他没有躲在画室里,而是带着作品远赴南洋(新加坡、印度等地)举办筹赈画展,把义卖所得捐给前线——那段岁月里他画的《奔马》,鬃毛飞扬、四蹄生风,成了民族精神的一种视觉符号。

1949年后,徐悲鸿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,把「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」写进新中国的美术教学体系。1953年9月26日,他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,年仅58岁——正当一个美术教育家最该出成果的年纪。他去世后,夫人廖静文遵照他生前的愿望,把他的1200余件作品及大批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,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。今天我们能在美术馆看到的徐悲鸿,几乎都是他「留给国家」的那一份。

给同学们划重点:徐悲鸿的告别方式是「交出去」——把画交出去、把收藏交出去、把未竟的教学理想交出去。画家用一生画马,最后把自己的全部,也像一匹卸下鞍辔的马一样,交还给了大地。

02龚自珍:两百年前那个「劝天公重抖擞」的人(1792—1841)

如果说徐悲鸿是「画」里的改良派,龚自珍就是「思想」里的先行者。他生于1792年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道光年间。那时的读书人大多埋头考据、吟风弄月,龚自珍却偏要「议政」:他批评科举制度禁锢人才,主张更法改图、抵抗外侮,还公开支持林则徐到广东禁烟。放在当时,这是一个很「不合时宜」的人——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「一山突起丘陵妒」。

龚自珍科举之路走得并不顺:他27岁中举(一说26岁),38岁(1829年)才中进士,此后一直在京城做着小京官。1839年(道光十九年,岁在己亥),他辞官南归,离开北京那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三日。在回乡路上,他一路走一路写,一口气写了315首七绝,合集就叫《己亥杂诗》。其中两首,是所有中国学生都背过的:

辞官后,龚自珍先在丹阳、杭州一带的书院讲学。1841年9月26日(清道光二十一年农历八月十二),他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,终年50岁。关于他的死因,史料记载语焉不详,民间有各种传说,学术上至今没有定论——我们只需知道:一个用笔「开风气」的人,在50岁的年纪猝然离世,而他留下的那315首诗,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,被主张变法图强的一代代中国人反复引用。他的告别方式是「写下去」:身已殁,笔未停。

03保罗·纽曼:把「明星」两个字用慈善重新定义的人(1925—2008)

把目光从19世纪的中国移到20世纪的美国。保罗·纽曼1925年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郊外,年轻时当过兵(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役),战后进大学读戏剧,从百老汇一路演到好莱坞。他有一双著名的蓝眼睛,长得太帅,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影评人都怀疑他「只有脸没有演技」。

纽曼的回应方式,是专挑难演的角色。1958年《朱门巧妇》里压抑的南方富家子、1961年《江湖浪子》(又译《骗子》)里沉迷台球的浪子「快手艾迪」——后者让他第一次提名奥斯卡影帝。1969年他与罗伯特·雷德福主演《虎豹小霸王》,1973年又合演《骗中骗》,这两部西部片与犯罪喜剧让他成了全球最红的男演员之一。到了1986年,61岁的纽曼凭《金钱本色》再度饰演「快手艾迪」,终于捧回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——同一个角色,等了25年,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:演技和好酒一样,需要时间。

2008年9月26日,保罗·纽曼因肺癌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家中去世,享年83岁。他生前不接受媒体对他病情的追问,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了家人。他的告别方式是「给出去」:帅了一辈子,演了一辈子,也捐了一辈子——去世之后,人们谈论他时,排在「影帝」前面的头衔,往往是「慈善家」。

04巴托克:把民间旋律「翻译」成交响乐的人(1881—1945)

第四位,让我们回到欧洲。巴托克1881年生于匈牙利(今属罗马尼亚境内),是一位钢琴神童出身的作曲家。20世纪初,欧洲古典音乐正在经历剧烈变革,而巴托克做了一个当时被认为很「土」的决定:他和好友、作曲家科达伊一起,背着留声机和笔记本走进东欧的乡村,一首一首地记录农民唱的民歌。

为什么要记民歌?因为巴托克发现,匈牙利城里人爱听的「吉卜赛音乐」其实是加工过的,真正的匈牙利民间音乐藏在乡下。他和科达伊走遍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斯洛伐克等地,采录的民间歌曲数以千计——今天音乐学界公认,他们是「民族音乐学」这门学科最早的开拓者之一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古老旋律没有被他锁进档案馆,而是被他「翻译」进了自己的作品:他写的钢琴曲《小宇宙》《献给孩子们》、弦乐四重奏和乐队作品里,处处能听见民歌的影子,却又完全是现代的音乐语言。

巴托克的遗骸安葬在纽约,直到1988年,匈牙利政府才把他的灵柩迎回布达佩斯安葬。他离开时一无所有,留下的却是整个20世纪最独特的音乐声音之一——他的告别方式是「留下来」:肉身归乡,音乐留在了世界的音乐厅里。

05历史老师的总结:9月26日,四种「被记住的方式」

现在把四位人物放回同一天,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:徐悲鸿把一生画作「交出去」,龚自珍把一生心事「写下去」,纽曼把一生名利「给出去」,巴托克把一生旋律「留下来」——四种告别,恰好是四种「被记住的方式」。历史对一个人的记性并不公平:它不记你拥有过什么,只记你留下过什么。而这四个人,在同一天离开,却各自留下了够后人用很多年的东西:一间美术馆、一部诗集、一份慈善基金、一首未写完的协奏曲。

若今天恰好让你想起某位逝去的长辈或故人,也不必伤感——古人把祭扫、忌日这些日子看得重,并不是为了「记住死亡」,而是为了「确认怀念」:一个人只要还被谁记得、被谁谈起、被谁照着做过的事继续做下去,他就还没有真正离开。9月26日这四位,离开得都够久了,却因为留下了作品与善意,至今仍「活」在课本、美术馆与音乐厅里。这大约就是「被记住」最好的样子。

「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」——陶渊明在《拟挽歌辞》里这样安慰生者:人死之后有什么可说的呢,不过是把身体托付给山丘罢了。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,从来不是那座山,而是山上的路、路旁的花,和他们走过时留下的脚印。9月26日,适合怀念,也适合把怀念化成行动:给好久没见的家人打个电话,把该说出口的感谢说出口——趁我们都还在路上。

06常见问答